【文/杰夫·斯普羅斯】喬·拜登（Joe Biden）贏得了2020年總統大選，不過2024年大選的影子已經隱隱浮現。我們所面對的這個共和黨已經被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刻下了深深的印記，而且四年之后他也許會再次參選。無論特朗普是否參選，共和黨都可能再次掌握權力，那個代表共和黨再次掌握權力的人也許不會再像特朗普那般愚蠢和無能，但他一定還會是一個獨裁者并高舉種族主義的旗幟，這一點與特朗普應該是別無二致的。

為了避免這種可能變為現實，民主黨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好手中的時間做滿兩個總統任期，迫使共和黨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政治路線和施政風格。這在歷史上是有先例可循的：在羅斯福新政之后，共和黨就改變了曾經那種過于極端的政策。如果民主黨人不想只是贏得暫時喘息的時間而是真正擊敗特朗普主義，那么他們就必須再次做到羅斯福政府時期民主黨人所做到的那些事情。

《美國展望》雜志網站2020年11月20日刊發了《美國周刊》（the Week）經濟與商業新聞記者杰夫·斯普羅斯的評論文章:《喬·拜登的四年計劃》

民主黨人該怎么做呢？答案貌似十分簡單。當我說出來，每個人都知道那是正確的答案，但政治家們若要真正實現我所說的內容將是非常困難的：從根本上來說，民主黨必須改善美國人民的生活，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大多數選民持久的支持；民主黨應該向美國人民伸出援手，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幫助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容易被大家看見越好。

這件事的難度在于，在掌握權力之前，你是沒有能力著手做任何事情的?；仡櫄v史，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美國老年群體對選舉來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這一狀況在民主黨執政時期羅斯?？偨y簽署《社會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建立老年醫保制度（Medicare）之后才發生了變化。美國老年群體如今已經是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力量。今天，殘酷的參眾兩院選舉已經讓民主黨人在電視辯論、宣示政綱和政策包裝這幾件事上用盡了力氣，似乎這樣做有助于他們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獲勝似的。

一些人以為，只要能夠向選民推出正確的施政綱領并傳遞出正確的價值觀就可以贏得選舉，然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初選中的落敗和拜登在普選中遭遇的一些挫折說明這一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拜登在辯論中很明確地提出了“15美元最低時薪”的主張，特朗普也很明確地表達了反對立場。然而在佛羅里達這個有六成選民擁護“15美元最低時薪”的州，拜登還是以微弱劣勢敗給了特朗普。共和黨在減稅和放松對富裕階層監管這兩方面一直是執迷不悟的，雖然拜登的政綱比共和黨的上述兩項主張在紙面上獲得了更加廣泛的支持，然而在一些搖擺州，拜登也只是以微弱優勢取勝。因此，在大選中宣示政綱的作用并非如想象中那般顯著。

真正能夠影響選舉結果的其實是一個黨派的聲譽（無論好的聲譽還是壞的聲譽）。對于大多數選民來說，一個黨派的聲譽來自于其解決問題的行動力：該黨都為選民們做了哪些具體的事情呢？該黨執政時期選民的生活狀況和社區狀況是否有所改善呢？

回顧歷史，政治學告訴我們一項政策應該具備哪些特征才能夠讓大多數選民對政策制定者給予可持續的良好評價。民主黨執政時期簽署《社會保障法案》并建立老年醫保制度的例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黃金標準：政策制定者應該讓民眾看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政策應該惠及大多數人口，惠民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能夠直接被大家看到，這樣選民們才能明確感受到自己是政策的獲益者，才能意識到是誰讓自己獲益。美國老年群體之所以能夠從選舉中可以忽略不計的因素轉變為重要的投票力量，就是因為民主黨的政策讓他們在政府政策中擁有了重大的切身利益，他們從此有了資源和物質條件組織起來去參與政治并在大選投票時有了可以為之奮斗的目標。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即便在執政時，民主黨在過去數十年里的表現也未能符合上述幾項“黃金標準”。似乎是有意為之，民主黨完美地避開了那幾項標準。民主黨總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宏大的公共投資項目，他們總是被奧巴馬醫改計劃（Obamacare）或稅收抵免（tax credits）這樣的議題所吸引。那些議題往往會被反對者盯上，拖延多年，而且即便實施也是在僵化復雜的行政體系內進行，選民們很難有真切的感受。

在過去幾十年里，由于身份戰爭和文化戰爭在美國社會的爆發，美國政府的政策一直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劇烈搖擺。其實，這樣一種狀況并非不可避免。由于兩黨都沒有為選民們做什么實際的事情，美國社會至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一直在滑向社會不平等、收入增長停滯和安全感缺失的深淵。選民們迫切希望政府能夠改變這種狀況，而民主黨最終必須給他們帶來這種改變。

許多人樂觀地認為民主黨將拿下佐治亞州的兩個參議員席位并就此掌握參議院的控制權。與1935年羅斯?？偨y簽署的《社會保障法案》相似，那幾位來自民主黨的參議員席位競爭者的一些政策主張看起來的確具備一些吸引人的符合“黃金標準”的特征，不過那些政策主張與拜登的競選綱領有諸多重疊之處。例如，每個家庭都應享有未成年人津貼（相當于每個有未滿18周歲孩子的家庭都將享受到《社會保障法案》中所規定的福利待遇）、把規模高達數萬億美元的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推行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以增加就業崗位和公共建設，以及每個未滿25周歲的年輕人都應獲得類似老年醫保（Medicare）那樣的待遇等等。其實，如果能夠讓民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且明確宣示資金由政府提供，拜登所提出的“醫療保險公共選項”（public option for health insurance）主張本來也是能夠符合“黃金標準”的。

此外，民主黨還提出了“15美元最低時薪”、“擴大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的覆蓋范圍”以及“大麻合法化”三項主張，這些主張在全美各州的公投中都獲得了不錯的支持率（由于醫療補助計劃并非在聯邦層面實施而是由各州獨自運營管理，其魅力相較于直接擴大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還是有些遜色的）。我們還迫切需要推出規模達數萬億美元的新冠疫情紓困計劃，所有的家庭都應獲得現金支援，中小企業應獲得財政補貼，而且各州政府和各地方政府也都應在資金上獲得幫助。

此外，民主黨還應該在國會中推動改革性法案的通過以擴大投票權的覆蓋范圍。特朗普最近在大選中的表現說明只是簡單地增加投票人數是不夠的，民主黨必須讓那些新增加的投票者真正理解把選票投給民主黨的原因，否則他們的忠誠就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