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課題組】

“ASPI（澳大利亞戰略研究院）……炮制的各類涉華報告無論花樣如何翻新，都改變不了其‘謠言制造機’的實質?！?

12月17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斌又提到了這家澳大利亞“智庫”。

ASPI究竟是一家什么樣的機構？它所發布的涉華“研究報告”可信度幾何？在中澳關系惡化過程中，它又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看看是誰資助的就有譜了

ASPI成立于2001年，號稱是一家“獨立的、無黨派的”戰略政策研究智庫，主要任務是為澳大利亞戰略和防務部門領導人提供政策建議。該機構與澳大利亞國防部關系密切，目前每年從國防部獲得400萬澳元的資助，這筆錢占ASPI收入的43%（之前占比更高）。

除澳國防部外，ASPI也接受企業和其他機構資助，其中就包括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泰利斯和雷神等外國軍工企業，還有日本駐澳大利亞使館和臺北經濟文化辦公室等外方機構。

ASPI領導層大都有軍方背景，現任ASPI委員會主席肯尼斯·吉萊斯皮（Kenneth Gillespie）是澳大利亞前陸軍總司令，其執行所長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曾擔任澳國防部副部長。

所以，從ASPI的機構背景、資金來源和領導構成來看，很容易感受到這家機構濃厚的“保守”色彩，也不難想象其對華會有什么樣的傾向。

從機構背景和領導層構成可以看出，ASPI是澳大利亞國防部和軍方一手扶植起來的。作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最忠實的盟友，澳大利亞在軍事安全上對美國有著深度的依賴，這種依賴關系深刻影響并塑造了美澳關系和澳大利亞的戰略和安全思維。在澳大利亞內部，軍方和情報安全部門的政策立場非常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它們也比其他政府部門更為親美。

這種影響也會蔓延到其他領域，ASPI就是這種影響的延伸。鑒于ASPI與澳大利亞國防部和軍方的密切關系，美國對華戰略思維很容易就傳導到ASPI涉華研究指向上。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2016年以來，ASPI涉華報告和文章越來越多，內容指向越發強硬和非理性，其深層背景是ASPI已經嗅到了美國對華政策將發生重大轉變。

從“根”上來說，澳大利亞整個對外戰略都沒有真正的獨立性，ASPI又哪來的底氣聲稱自己是“獨立的”？

從資金來源上來看，在2018-2019年度，澳國防部的資助占ASPI總收入的比例已經下降到了43%（2013年以前這一比例一直高達70%以上，之后呈下降趨勢），ASPI收入來源也日趨多元化。

去年ASPI公布的年報顯示，其資助者多達30多家，其中外國那幾家軍火公司格外顯眼。一般來說，軍火公司選擇資助一家智庫，肯定是考慮到其能為公司業務發展帶來收益。ASPI能為這些軍火公司帶來什么收益呢？這背后恐怕跟ASPI長期鼓吹“中國威脅論”有很大的關系。

長期以來，ASPI在“中國威脅論”這一“原則”的指導下，不斷渲染中國經濟崛起和軍事現代化帶來的威脅和挑戰，呼吁地區國家要增加軍事投入以應對中國挑戰。這就相當于為軍火公司做了市場宣傳，軍火公司給予其資助也算是投桃報李。

此外，其他機構給ASPI提供資助也都有各自的考量。中國臺灣地區的臺北經濟文化辦公室也出現在ASPI的資助者名單里。而在2020年8月，ASPI就舉辦了以臺灣為主題的首屆印太領導人對話會議，并邀請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發表線上主旨演講，使得蔡英文有機會在國際研討會上闡述她的“臺獨”立場。

由此可見，ASPI所謂“獨立”立場，完全是其自我標榜。

ASPI網站上關于中國研究的專題

ASPI炮制過哪些報告？

最近幾年，ASPI明顯加大了對中國的“研究力度”，發表了一系列“原創性”涉華研究報告，幾乎涉及了所有與中國相關的“熱點話題”。

ASPI聲稱，其所有的出版物都符合以下幾個標準，包括“獨立性、無黨派”，“嚴謹、準確、資料詳實”和“原創性”等等。事實上，其涉華研究報告與上述幾個標準都不沾邊。

2017年6月，在澳大利亞情報和安全部門的“指導下”，澳大利亞國內媒體開始炒作中國對澳進行政治“滲透”和“影響”。在此背景下，ASPI抓住機會，接連發布多篇研究報告和文章，渲染中國對澳大利亞各種各樣的“滲透”。

在軍事和科研合作領域，2018年10月，ASPI發布了題為《異國采花，中華釀蜜：中國軍方與外國大學的合作》的報告，污蔑中國軍方長期派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到到西方國家學習，利用學術交流竊取對方的先進科技成果。

該報告稱，自2007年以來，解放軍共資助了2500多名軍事科學家和工程師，到包括五眼聯盟在內的西方國家學習和交流，目的是借交流合作名義，攫取西方最新先進技術來促進中國軍事科技的發展。報告指出，澳大利亞是西方國家中的“重災區”，大約有300人來到了澳大利亞，其中至少17個人還刻意隱瞞他們的軍方背景。

由于議題的敏感性，該報告的觀點很快被西方多家媒體大肆報道，引發了一些國家對與中國進行科學技術交流的疑慮。然而，閱讀該報告之后，很容易發現作者的很多觀點完全是他自己的主觀臆斷，所謂“間諜活動”和“盜取知識產權”的指控更是毫無依據。

這篇報告的作者是一個叫周安瀾（Alex Joske）的年輕人，曾是反華學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寫作臭名昭著的《無聲入侵：中國在澳大利亞的影響力》一書時的研究員。憑借《異國采花，中華釀蜜》這篇報告，他很快成為了澳大利亞“中國研究”領域炙手可熱的人物，盡管報告充滿了偏見，內容也完全談不上“嚴謹、準確、資料詳實”，但作者卻賺足了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