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馬朗人】

不久的將來，中日韓等東亞地區國家，尤其是中國，將涌現出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而且一定會摘取眾多的諾貝爾獎——這樣的時代正大踏步向我們走來。

李約瑟在其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約瑟之問”：為什么中國的科學技術從古代到15世紀都領先于西歐，但在16世紀前后卻未能催生出近代科學技術？換句話說，伽利略為什么沒能出現在中國？

回答眾說紛紜，見仁見智。

我的觀點是：因為16世紀之前，中國缺少在文化上比它更為優秀、同時在軍事實力上也比它更為強大的外敵。

譬如，13世紀蒙古用武力征服中國，經歷了元朝，但由于文化上的劣勢，最終反而被中國文化所浸染。反觀歐洲，從公元5世紀末西羅馬帝國滅亡起，到公元1500年為止，整體進入了“知識黑暗時代”。當時古希臘的哲學、數學及其他自然科學等文明，更多地向穆斯林諸國轉移。

歐洲人注意到了這一點，早在11-12世紀，他們就去西班牙等地學習伊斯蘭文化，認識到了作為其基礎的古希臘數學和自然科學的偉大。13世紀末以后，意大利掀起“文藝復興”，再加上古羅馬技術力量的復活，歐洲科技蓬勃發展。據此我認為，對于新的文化、文明的發展來說，其他優秀文明、文化的影響，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840年-1842年鴉片戰爭前后，以英國為首的部分歐洲國家，在科學技術力量方面擁有超越中國和日本的文明，且兼有強大的軍事力量，他們開始向中國不斷施壓；16世紀天主教傳入日本，日本人看到隱于其后的強大的武力，于是禁止其在本土傳播。

17世紀初，日本實行“閉關鎖國”，僅允許荷蘭人到長崎通商，就是說日本一邊奉行閉關鎖國，一邊又通過長崎，持續跟蹤歐洲科學技術的進展。與荷蘭的這種交流，極大地提高了日本人對近代科技的關注。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展現全面開國的態勢，迅速從西歐引進科學技術，一直到現在。

日本的科技之所以能夠迅速提高，原因之一是從“鎖國時代”起就以長崎為窗口，充分了解西歐科技的發展。正因為有這樣基礎，在二次大戰結束不久的1949年，湯川秀樹因發現介子理論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65年，朝永振一郎也因發現重整化理論而再獲此獎。1953年，湯川教授在東京大學建立了面向全國的基礎物理研究所，國內所有大學及研究所的學生、研究人員，都可以通過它開展合作研究。

這個基礎物理所培養出了大批研究者，其中也包括我。它的成功，帶動日本設立了宇宙射線所等多個可共同利用的研究機構，培養出眾多領域的科研人員。這一舉措，成為了日本產生諾獎得主的原動力。

下面我們看一看科學技術論文數量的動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的論文數量急速增長，1989年躍居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位。一篇論文被他人引用的次數，是評價論文的客觀標準之一。日本的研究所和大學等發表的論文，其總體被引用次數也大幅度增加，可以與西歐各國一爭高下。2000年左右，東京大學在物理學方面躍為世界第一，作為前校長的我，曾經為此欣喜若狂。

20世紀80年代，日本確立了“科技立國”的方針，1995年制定了“科學技術基本法”。根據此法，從1996年起每5年制定一期“科技計劃”，同時伴有國家預算。在此背景下，日本迄今在物理、化學、生物醫學等領域相繼涌現許多諾獎得主。

就我個人而言，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逗留期間，我與兩位中國的物理學巨匠——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關系密切。這兩位物理學家，因預言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定律而獲得1956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這表明，中國人具有了不起的實力。近年來，中國的科技論文數量急劇增加，2008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2位，2019年又超過美國躍為世界第一。中國的論文，其被引用次數也名列前茅，超過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至2008年的勢頭。

楊振寧與李政道（資料圖）

從楊振寧先生和李政道先生的獲獎，再看最近15年來中國科技論文的增加及被引用次數的提高，我堅信中國的科學家今后會在各個領域不斷斬獲諾貝爾獎。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優秀的民族，現在正迎來大力推進現代科學技術的絕佳機會。

我希望中國的年輕研究者，充分認識到中國當前的這種優勢，努力奮斗，大展宏圖，遇挫不餒，迎難而上。希望你們在自己喜歡的領域，就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刨根究底，探驪獲珠；特別要研究基礎問題，一旦投入應用，功德無量。

中日韓和新加坡、越南等東亞各國的科技論文數量之和，已經超過美國，也超過歐盟各國加英國的論文數量之和。在科技方面已經迎來“東亞時代”，我為此感到無比高興。為了未來的科技振興，愿中國的年輕人能大顯身手，與東亞各國的年輕人攜手共進。

（本文首發于環球網，觀察者網已獲授權轉載。）